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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新闻记者归回到神面前的心路历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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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 白雪

早在2000年,我就是中央一家有名大报四川记者站的记者了,后来又到地方报纸做记者、做编辑,在媒体行业里呆了十几年。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,从事媒体行业是相当吃香的,这个行业既被各种耀眼的光环包着,同时又是权威部门的重要代言人。

几年来,我从《蜀报》、《商务早报》、《华西都市报》到《重庆晚报》,写专题、写新闻,后来就不想写东西了。从小我就有个愿望,想做一名记者,我对这行充满羡慕和崇拜,觉得能做记者是件很神圣的事,用笔杆子做武器,书写人间不平,匡扶正义,打击黑暗与邪恶。长大后虽如愿以偿做了记者,但一路下来,才发现“神圣”只是媒体外表的一种光环,其实,在四处弥漫的铜臭味中充满着各种见不得光的厮杀、见不得人的交易,四处满了尔虞我诈,人际关系十分复杂,人与人之间互相防备,都是笑里藏刀,软刀子杀人。

如果有影响国家、政府、领导要人形象的事,要么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没,要么一点小事就给无限放大,小则影响工作,大则影响生命。曾经有一件事,某市船舶出事,起初听到的现场消息是死了十几个人,但政府部门为了减少对自己政绩的影响,在处理时对遇难家属封口,把新闻现场的采访先压下,上上下下各部门一勾兑,最后出现在民众眼前的超特大事故就以死三四个人草草了事,类似的事情可以说太多了,老百姓都以为登载在报上的所有事都是真实的,其实我们自己都不看自家的报纸。《蜀报》有个记者在一篇报道中形容文中的人物“戴着江泽民式的眼镜”,就因为这一句话伤了中央领导的大雅,报社总编好长一段时间日子不好过,当事记者也立即被作了处分。还有当时深受市民欢迎的《商务早报》,云集了一批改革行业的冲锋者,但就是因为他们报道了一些社会事实,即类似“外地人提起裤子满地找厕所”之类的报道,政府却让它仅仅生存了两三个月就“夭折”了。此外还有许多该报道的却没人敢报道,比如拆迁工作中那些所谓的“钉子户”,为争得点可怜的权利,自焚的、上访的、血泪斑斑的控诉却被淹没在嘈杂的市井中,没人敢提及此事;还有一些明明没有的事,但为了炒作或政府需要,可以捕风捉影生出事来,有意制造舆论,引导大众的攻击导向。因着这些行规里的潜规则,我们做记者的也就心知肚明了,我们就是政府的喉舌,它让我们说什么,我们就得说什么,否则没我们的好果子吃,对于这个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我们是绝不能曝光的。其实,从社会到网络充斥着各种以讹传讹的错误信息、垃圾信息,形形色色的假新闻更是防不胜防,老百姓却都蒙在鼓里,被愚弄得晕头转向,但仍乐此不疲地接受着。

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“防火、防盗、防记者。”虽然很多人讨厌记者但却不敢得罪记者。记者也无奈,记者也得进入行规才能生存。记者们的所做所行被民间的这样一句话诠释出来,记者居然与盗贼并列,真是绝大的讽刺。其实事实亦如此,在2004年之前,做记者还没有统一考资格证,记者证或采访证都是各家报纸自己整的。一般在一家报社,除了新闻版外,就由许多专版构成,诸如房产版、汽车版、教育版、名人专访版等,这些版面就担当了为报社找钱的任务。可以说,靠纯粹地写稿挣稿费,外加点红包,始终比不上做专版提成挣的钱多。在各个版面里,有的人既会拉广告又会写,这样的人一般就单个跑;有的能写,但嘴不会说不会拉广告,就同只会拉广告不会写的人组合。所以说,从业人员并不全是科班出身,文凭高的、文凭低的、油嘴滑舌的、骗吃骗喝的、猎取女色的,可以说样样人物都有。只要名片上“记者”的头衔一打,一个记者就出炉了,就可以开始“拉、吹、缠、骗”四步曲了。

起初在中央那家媒体做记者时,我们带着采访证美其名曰采访,做“城市名片”、“名人专访”,接触的是省长、市长、大企业老总级别的人,其实背后就是盯着广告、赞助。比如去了一个城市,给市长做个专访,一方面,有媒体吹捧他对其升官发财是一条重要的资历渠道;另一方面,他也得罪不起这班人,不买账的话,记者可以随便找点什么在报上给他抹黑,特别是若在中央媒体上一露丑,麻烦就多了。所以“百忙之中”,他们都会接受采访,但这个采访是有代价的,他们会提供其所辖市区的一些知名有财的大企业,让我们去“提钱”。

企业与媒体彼此心照不宣,为钱、为名、为利一拍即合。我们在报上包装、粉饰企业,只要企业出钱,一句话,丑女“东施”都可以被我们吹得超过美女“西施”。我不会拉广告就当“枪手”即负责写文章,写完后把拉广告人的名字与我的写在一起就行了。我们都自称是高级骗子,起初我也备受良心谴责,但要有名气,要住好房子、住别墅,要想有好车,要生活得比别人更好,这不是人一辈子追求的东西吗?而且自小从家庭到社会给我们灌输的就是要光宗耀祖,因着我的“特殊身份”,原来我们那条街上瞧不起我父母的人,对我父母讨好巴结得不得了,时不时还借着我给他们的孩子找个工作什么的。在亲朋好友面前,父母的脸面也得到极大满足,这就是“成就感”啊,于是我也就渐渐地心安理得当起了“吹鼓手”。许多的企业就是被我们这一行的人“拔苗助长”,许多吹出来的企业也都是金玉其外、败絮其中,难怪国内的不少企业差不多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,长命的企业太少,吹出来的东西毕竟没有真正的扎实根基啊!

后来做房产版时,拉、吹、缠、骗就更是赤裸裸的了。通常我们手中会收集一批房产企业的名单,先打电话撒网,从中选出对象,然后就去采访,先给企业一点甜头拉关系,陆续吹出两三篇文章见报后,就缠上他们要“支持”了,从提花广告到整版广告,少则签几天,多则签一年,我们也就可以从这些广告费中赚取提成了。如果企业不配合,我们就给他们找点茬子,写点反面的威吓一下,顺从的自然就做些广告,这时我们这些记者就联合起来骗一骗企业。一方面是版面的几十号人互相配合,你给我拉的广告打电话,我给你拉的广告打电话,一方面还可以发动三姑四婆帮着打打电话,或者让他们有时间的去该地盘走走,询问房子价格、品质,假意看看现场等等,总之就是给企业一个错觉,觉得投入有效果。搞几天后,有新的广告出来,自然就少打或不打前面所签的广告了,因为那时它已成了砧板上的肉——跑不掉了,等企业醒过来,也只好自认倒霉。当然,也有广告投出后民众有反应的,企业就心甘情愿与媒体合作,但巨额的广告费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,最后还是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了。

2004年5月,报社通知我们去参加培训七天,在这里见到的都是各大学教授新闻的人,有的专业教材就是他们写的。后来就考试,刚开始我还花心思去准备、去背,很紧张这场考试,因为这是业内第一次大面积的、上档次的培训,合格的才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印制的“新闻采编人员资格培训合格证书”,这一年开始要求“进入新闻单位与从事新闻采编的人员,必须持有本证书”。没想到考试很轻松,大家公开地交头接耳,明目张胆地翻书,互相对答案,监考老师睁只眼闭只眼。同年8月底,我拿到了记者资格证。

在这次培训中,我认识了一个“同学”,他是某中央级大报西南片区的负责人,听他说培训这几天,他已私下把来上课的几个著名教授都拜访了,打得十分火热,俨然是这些人的关门弟子,简直“光芒四射”,令人又陡添不少崇拜仰慕。我就很佩服他,觉得他太聪明了,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,所以后来我们就合作过几次。他主要是做公安这条线的稿子,先是提前给一个公安局做篇稿子,然后就去谈,说要上内参,就是送给国家主席、委员之类的人看。于是这个公安局就被忽悠了,给他个三五千甚至上万元,还专门给他安排好宾馆,随便他住几天,走时给前台打个招呼就行了,他们自己来买单,吃饭自然更不用考虑。我也帮他写过三四篇这样的稿子。最后一次合作是去××的一个小镇,我们到一个农民家,那里早已坐了几个代表在等。原来这个地方的政府不让种粮食了,要求全部种桑树,政府按人头补偿钱,好几个村有的人一直没收到,有的收到一部分,算下来几十万,他们要反映当地镇上的领导干部搞贪污。“同学”把这个信息抓到后,就叫我协助。在现场采访时,看见这些老实巴交的大爷、大婶、大姐,粗粗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抹脸、控诉……是啊,粮食不能种了,桑树也不是马上能长大,当农民的还得买粮吃,但没有钱啊,我的心揪得很难受,认真地记录着,希望通过“同学”把这些情况递上去,早日解决他们的问题。“同学”一板一眼地问着他们的种种难处,表现出对他们极大的同情。走时,在场的代表都出来送了又送,言语和目光充满了期盼。但后来我却得知“同学”并没把稿件传走,他拿去要挟镇政府的头头脑脑,诈了一笔钱,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打击。